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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CarlosBarria文/《凤凰周刊》曾鼎

年是中国计划生育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计划生育还仅作“提倡”。年之后，各地开始出台计划生育规定，对违规生育者予以严厉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很快，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实行。在年的中共十二大上，实行计划生育被明确确定为基本国策。

在这一政策的约束下，有学界评估认为，30年间中国大概少生了4亿人。

蔡华（音译），生于年他其实愿意要一个姐妹。蔡华的许多同龄朋友都有兄弟，经常打架，虽然蔡华觉得这在生活中可能很有意思，但他还是倾向于选择更好相处的姐姐或妹妹。

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参与者田雪原曾回顾当年的政策目标：“执行最多不超过30年”，因为控制了一代人的生育率后，人口形势会发生新变化。

事实上，这项当初旨在“国计民生”的政策，已引发诸多问题——强制堕胎和“失独”现象不断引发争议，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丑闻频出。且由于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青壮年劳动力大幅减少，危险的性别失衡等问题广受瞩目。

黄征（音译），生于年如果能有选择可能，他更希望有一个姐姐，因为他觉得遇到问题时，姐姐是比父母更容易交流的对象。黄征说，他并不是觉得自己现在孤单，而是有个姐姐会让生活更加多彩。

为缓解这一系列问题，从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胎，即允许夫妻中任何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再生育第二个孩子。此举被视为旨在提高生育率、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

刘云（音译），生于年这一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各地陆续实施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双独两孩）。此外，各地当时还普遍开始允许，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村家庭实行只有一个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的政策（一孩半）。

不过，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这一政策似乎来得太迟了些——“许多年轻夫妻留恋没有孩子时能够享受的额外个人支出，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太想生孩子……或许，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之深远已经超出了政策设计者最初的设想。”

陆达（音译），生于年他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有个姊妹，这样互相陪伴的成长会更棒，很多事情姊妹们可以互相商量。另外，等父母年龄大了，还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减轻赡养老人的负担。

36年计生政策之下，那些业已出生的独生子女持何种心态？路透社摄影师CarlosBarria的镜头试图寻找答案的影子。他将镜头对准独生子女政策颁布后的出生者，从年出生的男子，到年出生的婴儿，每年对应一名独生子女。除了拍摄每个年份出生者的肖像照，摄影师还一一询问，他（她）们是否想要兄弟姐妹这样的问题。

这里选取了其中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照片，帮助我们认清中国这36年独生子女政策的缩影。

戴晨（音译），生于年他不希望有姊妹，因为如果有的话，他就必须分享，还会因此很难享受最好的教育。

从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选取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等多个地区进行全面“二胎”试点——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以生育第二胎。这些地区后来的试点结果也显示，它们并未出现反对者所担心的人口激增。

黄尔滨（音译），生于年由于经济原因，她不希望有姊妹，同时也不想和别人分享父母的爱。在年代初的这段时期，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加强。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各地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年代初，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蒋晨程（音译），生于年她表示不希望有姊妹，因为如果有的话，还需要和他们分享家里的经济资源，对于父母来说，把他们都送到好大学就会十分困难。赵梦鸽（音译），生于年她希望有妹妹，她觉得妹妹不会特别淘气，更容易照顾。像赵梦鸽这样出生于年代中期的孩子，被舆论称为史上“最独”的一代。他们常被偏见性地认为带有普遍的性格特征和时代烙印：这一代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却缺乏兄弟姐妹间的分享；享受到了较多的舒适生活却缺乏足够的艰苦锻炼。一些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后代，由于集爷爷奶奶、父母的宠爱于一身，还被戏称为“小皇帝”。他们甚至被偏见性地视为“被宠坏的一代”。姚吉涵（音译），生于年他猜想，如果家里再多住一个人，房子会很挤。他有很多的朋友，不会感觉孤单。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仅为1.2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丁忠程（音译），生于年他称自己不想要兄弟或姐妹，因为不想让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弄乱。但是如果他妈妈之前给他添了一个哥哥或姐姐，自己也还是能接受。年，中国人口计生委表示，中国各省市的实际规定已经放宽：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秦武岳（音译），生于年他不希望有兄弟姐妹，因为“太吵了”。这一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仍然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生育率一直极低，但计划生育工作并未因此放松。年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两次做出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决定。辛志腾（音译），生于年

他没有表达自己是否想要姊妹。不过，他的父母已经拥有更多的生育余地。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开放“单独二胎”，即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官方称，要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年，除新疆和西藏的城镇汉族居民外，各地已经陆续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本文节选自《凤凰周刊》总第期』

“全面放开二胎”！孩子是你想生就能生那么简单吗？

《凤凰周刊》记者／张婷

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项决定：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实行了数十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有了松动。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同时，国家卫计委也刊载文章，并对此次政策调整原因加以解释。这是继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至此，中国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然而，当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孩子，是你想生就能生那么简单吗？茱迪丝·耶特林德是荷兰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同时还是一名西班牙文翻译。她有一个十分简单的愿望：和丈夫生个孩子。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首先她经历了12周的双胞胎流产，随后是右侧的输卵管出现问题，然后是一次宫外孕，接下来是4次试管婴儿。

5年时间，她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尝试了生孩子的各种努力：一手量体温，一手填图表，像工程师一样用小十字标示出排卵曲线；两脚朝天倒立让受精卵着床；看到流星赶紧许愿，念念有词地把彩色珠子做成的非洲保生娃娃当护身符；神经兮兮地养一株称作“早生贵子”的植物；跑到唐人街满是瓶瓶罐罐草药的小药铺，买有益怀孕的中国茶叶。

最后，她不得不“从医院里定制婴儿”：一个多月全身心投入于注射各种药液，一次次用细针穿透阴道壁提取成熟的卵子。可惜，重复了4次这个过程，她依然没有成为试管婴儿成功率30%40％中那个幸运的妈妈，最终站到“非志愿选择没有孩子的人”一列。她甚至觉得自己或许“上辈子是个婴儿杀手”，今生才要承受如此折磨。

而远隔千里，北京一家银行的中层管理慧玲，也体验了与茱迪丝相似的经历。结婚后，她和丈夫并没有急着要孩子，甚至为意外怀孕苦恼，好不容易打拼到经济稳定计划“造人”时，却怎么也无法怀孕。最初检查，医生发现她两侧输卵管不通，一侧全部堵塞，另一侧有粘连——这很可能是一次人工流产遗留的问题，虽然当时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她决定接受试管婴儿，但是检查发现她内分泌系统紊乱，不但影响排卵，即使人工授精成功，将受精卵种植在子宫里，也很难保住孩子。医院检查、治疗、手术，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和生活精力，吃尽了苦头，但又不得不面对希望一次次破灭的痛苦。

相似的故事结局有所不同：茱迪丝后来收养了两名来自危地马拉的女儿，将自己噩梦般的经历写成一本名为《我想要个孩子》的书，翻译为17种语言，全球畅销，她的丈夫依然陪伴在身边。而慧玲夫妻在求子经历中承受了太多痛苦，感情精力消耗殆尽，婚姻不得不划上句号。长期的家庭和社会压力以及婚姻破裂的打击，让慧玲从求子路走到了对抗抑郁症之路，她感觉像被打了闷棍一样，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连身体都这样失败，自己还能做什么？

不幸的是，茱迪丝和慧玲的故事并非无独有偶，全球至少有万个家庭在重复他们的痛苦。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繁衍后代这项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本世纪，不孕不育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医院，他们被称为患者。要命的是，他们不知道究竟应该在求子路上走多远，何时应该接受此路不通尽早放弃的苦果。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痛苦地保持沉默，甚至对亲近的人都不愿提起。那些还无法接受事实的人，生孩子的欲望更像脆弱绷紧的橡皮筋，碰都碰不得。任何与分娩生子相关的喜讯都是无休止的折磨，探访新妈妈和宝宝也成为一种痛苦。伴随着愤怒、失望、自卑和嫉妒等不良情绪，他们与伴侣的关系面临考验，与亲人或有孩子的朋友的关系也遭受挑战。很显然，女性遭遇的痛苦会更大。

上帝在恶作剧么？

医院（简称北医三院）生殖中心一楼大厅，总是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移动脚步要时不时侧着身体。各个候诊室和检查室前都排了长长的队，大部分是女人，等候的时间长了，不相识的人开始小声地交谈着。由于就医的人太多，这里一号难求，很多人头天夜里就开始排第二天的队，不到早上8时，所有的号就全挂完了。年，大陆第一例试医院。

“近年来，生育问题可以总结为：不孕的多了，流产的多了，生出的孩子畸形多了。”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乔杰疲惫地说。虽然只有上午出诊，但常常到下午两点多她才能走出诊室，回到办公室开始吃中饭。

不仅北医三院如此，医院的生殖专科都是人满为患。医院为了照顾病人，曾不限号，但后来发现这样一来，医生根本就无法下班，又不得不限额挂号，结果时间一长，有的知名专家的号甚至能预约到一年以后。

“不孕不育患者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都在增长。”医院生殖遗传科主任王树玉说。她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很重要的是更多患者“浮出了水面”。过去不能怀孕是隐私，医院，数字无法统计。而现在观念在改变，前来求医的人多了。此外，与诊断年限的变化也有关系，如今医学上认为育龄夫妻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一年没有怀孕就称为不孕症，以前是两年甚至3年。

“难道上帝在恶作剧么？”王树玉时常这样感叹。每天，妇产科医生都接待着大量来主动终止妊娠的患者，同时又为怎么帮另一群人植入一个能存活的胚胎生命想尽办法。

即使怀孕了，也并非万事大吉。“胎停育”在城市育龄女性中，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顾名思义，就是已经怀孕的女性，腹中胚胎突然停止发育，最终以流产告终。方芳是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准备怀孕时，这两年屡屡出现胎停育状况的女伴儿曾让她担心不已。“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平时身体很健康的朋友，怀孕不久，毫无原因孩子就没了，太让人伤心了。”她说。而产科医生们也反映，近年来门诊中这类患者比例增多，此外，早产儿、巨大儿、畸形儿也逐年增多，甚至新生儿死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而赋予孩子生命的另一半——男性，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数据显示，全球性人类精子质量正在不断下降。年到年的年间，全球男性的产精量减少了50%，而近50年来，每毫升精液的精子密度也下降了一半，几乎平均每年1%。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医院临床精子数量正常参考值为每毫升1亿个，上世纪80年代降为0.4亿个/毫升，而目前的参考值则为0.2亿个/毫升——在过去属于少精症范畴。年，上海市人类精子库先后对近名捐精者进行精子检测，以0.2亿个/毫升的精子密度为标准，约有半数人无法通过。医生们感叹，医院作精液分析的男性，一次射精就可以把试管装满，而现在连试管1/2的刻度都达不到，这确实令人尴尬。……未完，原文节选自《大陆凸显生育危机》，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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