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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小村庄一位农妇的情感史——曹陈氏家传

祖母，在我与她相处的人生历程中，好长时间里我都不太喜欢她。究其根源，是她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我与祖母、母亲的年龄是一个相差30岁的等差数列，祖母生于年，母亲生于年，而我生于年，当我出生的那一年，祖母已是头发雪白、清瘦精干的60岁花甲老人。

祖母没有名字，户口登记簿上应该是“曹陈氏”，其实她的户口登记簿我没有见过，究竟是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姓陈，“曹陈氏”应该是那个时代女性的通称。在日常生活中，她的称呼随人际关系而变，由于祖父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所以人们叫她“七嫂”“七婶”“七奶奶”“七太太”。清代汉学殿军阮元的长子阮葵生，所著《茶余客话》记载说，古代士大夫之家的妇人皆有名有姓，而清代女性绝大多数无名，即使官宦贵族之家亦不例外，与“市井闾阎无异，好礼者耻之”。其实草木鸟兽尚且有名，难道妇人还比不上“草木鸟兽”吗？清代史书上的贞节烈女，90%的以姓氏冠之，什么“李氏”、“王氏”、“张氏”，然后是某某人之女，某某人之妻，总之，女人是没有独立性的社会存在。

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妇女在广大农村，也没有存在的独立性，虽然她们已有了自己的名字。但村里人还是习惯说“某某家媳妇”如何如何，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媳妇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她的男人是谁。在儒家设计的理想社会方案里，“男有分，女有归”，女性最高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妻子、母亲，相夫教子，繁育后代，还有照顾公婆。而女性自身的生命价值，却不是儒家关心的问题。

祖母的生存空间，就是她出生的张各庄，结婚后的曹河村，两个村庄只有八里地之遥。还有附近一二十里的几个村子，是祖母走亲戚去的地方。而她所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是娘家陈氏家族的叔伯兄弟，还有曹氏家族的老少爷们以及小姑与妯娌们，还有就是左邻右舍，乡里乡亲。总之，祖母的生存空间、人际网络仅此而已，姑姑长大后在包头工作结婚，包头就成为她坐着火车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祖母出生的那年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清帝退位，中国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但祖母还是小脚，可恶的缠足陋习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祖母的脚我见过，脚面骨完全骨折，除了大脚趾之外的四个脚趾也完全骨折，四个脚趾松塌塌地躺在脚底板下，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缠足后的小脚奇丑，中国男人所欣赏的“三寸金莲”之美，我实在无法理解。

缠足一般是在小女孩五六岁时进行，一条白布死死的缠住还没有完全发育的脚，直到骨折不能发育为止。为了防止女孩子解开缠足布，一些家长还会把平时家里的锤布石压在孩子的脚上，脚面骨压断之后，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吧？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女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不知道那些父母为何无动于衷，而缠足陋习竟然会在中国流行上千年，而且流行地域几乎遍于整个中华大地。

中国农民最务实，最讲究实际，女孩子缠足之后，无法跑步，下田干活也不利落，登高上墙也困难重重。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跑反”是常有的事情，日本鬼子进村要“跑反”，国民党抓丁拉夫也要“跑反”。所谓“跑反”就是逃走吧？记得我叔叔曾说，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不知何故狂轰滥炸曹河村，村里老百姓要“跑反”，那些小脚老太太为了活命，“跑”起来同样其快如飞。叔叔生于年，说的应该是年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国军激战的故事。但种种现实的利害并没有改变缠足陋习，农村流行的说法是“脚大脸丑”，大脚婆不容易找到好婆家，男人找对象首先要看是否“脚小”，这样畸形的审美，畸形的风俗竟然束缚了中国人上千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的家乡才开始有大量女性不再缠足。

祖母从小性格刚强，她曾经说过，缠足的时候火烧火燎的疼，为了让母亲安心，她从来没有喊过，也没有哭过，即使太奶奶问她，她也会假装轻松，说不疼，还会露出“轻松”的笑容，所以祖母的脚很小。当然，也有的女孩子坚决不缠足，父母也能宽容与接受。我祖父的两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大祖姑和老祖姑都没有缠足，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也没有强迫。

两位祖姑具体出生在哪一年，我并不知道，我小时候她们回来看望我祖父，我印象中她们长得白皙，高个子。大祖姑五六岁时，坚决不缠足，为此又哭又闹。我的曾祖父讳殿清，读书识字，在农闲之余作花生油生意，他教育子女靠“公德感”，也就是用道德去感化，他认为潜移默化、言传身教胜于打骂，所以他并不强迫女儿缠足。但他告诉女儿，不缠足长大了可能找不到好的婆家。老祖姑见姐姐不缠足，她也就不缠了。不过，两位祖姑还是找到了很好的婆家，大祖姑父老实本分，老祖姑父精明能干。特别是老祖姑有五子二女，个个家道殷实，一辈子没有受苦受穷，直到年93岁才去世。其实，不缠足找不到好婆家，不过是一个流行千年的谎言而已。

祖母何时结婚我不知道，她一生育有一儿一女，大姑年出生，那年祖母24岁，而我的父亲年出生。祖母虽然缠足但并不文弱，她力气很大，家里的叔叔大爷都说祖母下地干活，超过最能干的长工（给地主终身干活的苦力，据说力气最大）。我也亲身体验过，记得那年我17岁，祖母77岁，我们全家人一起拔麦子（老家的习惯是将麦子连根拔起，而不是用镰刀割），祖母同时拔两垄，我拔一垄，她其快如飞，而我非常吃力才勉强赶上她，而她的劳动效率是我的二倍。80岁之后，祖母仍旧下田除草，干力所能及的活。在大家强烈反对下，不知道哪一年，她不去地里干活了。

祖母的身世很苦，她5岁时，她的父亲闯关东，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她的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没有改嫁，带着一个5岁女孩过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童年的经历似乎也没有影响祖母的人生，她经常说，自己的母亲如何疼自己，如何一天看不见她就会发疯找她，她是她母亲生命中唯一的希望，是“掌上明珠”。祖母的堂弟兄姐妹对她特别关心，祖母家里一有什么事情，他们一定会热情帮忙。记得年大哥盖房子缺钱，还从祖母的堂姐那里借来一百块钱。

后来，年，祖母的父亲回来了，他和一个“白俄”姑娘结婚了，在哈尔滨开的“厂子”（我们家人从来没有见过）被公私合营了，所谓“白俄”就是前苏联的富农地主阶级。那个“白俄”女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陈春雨”，一个叫“陈春来”，我见过他们的照片，一幅欧洲血统“高眉深目”、魁梧强壮的样子。此时祖母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与子女，她没有留下父亲与自己一起生活。听说那一家人随着“白俄”女人去了塔什干，从此再也没了消息。

祖母心灵手巧，会摊绿豆疙遮，一种类似煎饼的小吃，用白面掺和绿豆面，在煎锅上煎制而成。祖父是个老实厚道、勤劳本分的人，他会吹笛子、吹箫，能背唐诗三百首，即兴赋诗能合辙押韵，远远超过张打油的“打油诗”，但他不善言辞，也没有到外面谋差事。他一辈子只知道像老黄牛一样干活，农闲的时候祖母摊疙遮，祖父到四外八庄去卖。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即使天灾人祸不断，但祖父祖母的日子也能过得去，起码不至于逃荒乞讨。

祖父弟兄四个，他最忠厚老实，因此无子的曾伯祖父过继了他，曾伯祖父死后，他的全部财产由祖父继承，土改时有三间青砖瓦房，三间厢房，一个猪圈，36亩地，一头黄牛，一辆牛车，这是祖父所有的家产。我也出生在青砖瓦房里，年唐山大地震，青砖瓦房没有倒塌，但受损严重，到年翻建房屋时拆掉了。祖父祖母年轻的时候，日子说不上富裕也不算清贫。他们算不上豪爽仗义、慷慨解囊的义士，但从来不会损人利己。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守住自己的日子而不破产，已是不易，所以祖母也不会仗义疏财。顶多在本家侄子侄女来玩的时候，分给他们一些零食吃而已。

听说三爷爷讳桂芳，为人非常仗义，哪家揭不开锅吃不上饭，来借粮食，三爷爷总是让来人自己到粮仓去拿粮食，而归还的时候也不看多少，直接让人家放回他的粮仓，借的人不还，他也不会索债，人称“善人”。但三爷爷家要比祖父富裕，他家有良田百顷，还有一个榨油的作坊，上百头羊，三爷爷的父亲讳云三，早年作生意，后来当上国民政府东北海龙县的县长。而三爷的两个儿子讳印堂、印增，曾在河北滦县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到北京谋差事。结果印堂伯父成为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被俘；而印增伯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军战士，年为革命牺牲。三爷爷积德行善也换来了福报，年土改，他被理所当然地划为地主，但无人忍心揪斗他，侮辱他。84岁那年，桂芳三爷功德圆满，去了极乐世界。

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搞好人际关系、人缘好至关重要，年根据《塘沽协定》，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从此我的家乡被日军占领。曹河村的南面也就是祖母出生的那个村子张各庄，就有日本鬼子的据点，而曹河村的北面18里的雷庄，西面18里的茨榆坨、林西，东面13里的古马，都有日本鬼子的据点。鬼子碉堡里有汽车、摩托车，一旦哪个地方发现抗日活动，鬼子会骑着电驴子（摩托车），皇协军的汉奸特务骑着自行车，就会进行报复性扫荡，杀人放火是常事。而村民得罪了汉奸，被抓起来挖坑活埋的事也不少见。祖父的本家堂弟，还有五六个村民，就被日本鬼子抓劳工，送到日本国当苦力，直到日本投降后老家的人才得到消息，那些人在日本山行县，年遣返回国。

动荡、贫困往往使人充满戾气，“一家饱暖千家怨”就成为颇为残酷的现实，因此左右逢源，不得罪人就成为人们生存的法宝，因此家道富裕的桂芳三爷会慷慨借粮。我的祖母做饭非常好吃，除了摊疙遮之外，她还会炸馓子、炸油旋，在自己都不舍得吃的情况下，祖母还是拿出来一些分给来家里玩的孩子们。年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唐山、滦县相继解放，年村里进行土改，有4家被划为地主，包括桂芳三爷，还有几家划为富农，祖父也被划为富农，搬出了青砖瓦房，不知道为什么十多天后，祖父的阶级成分被改为中农，又搬回了青砖瓦房。我曾经询问叔伯们其中的缘故，大家都说不知道缘由。我想，祖父祖母的本本分分，规规矩矩，从来不得罪人，与村里的老少爷们无仇无恨，应该是重要的因素。

家乡解放前后的年，村里办起了小学，去读书的有八九岁的孩童，也有结婚的十七八岁男女。此时15岁的姑姑非常想去上学，祖母非常不高兴，她对姑姑说，上学的时候带着纺车，下课纺线。而祖母对父亲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千般娇宠，百般呵护，祖母从来不让父亲下田干活，而有了好吃的东西则留给父亲，父亲吃剩下才是姑姑的。结果造成姐弟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姑姑聪明伶俐，说话办事处处得体，而且关心父母爱护弟弟，而我的父亲呢，基本上不会干农活，也没有什么责任感。

姑姑正式上学之前，我的曾祖父还有祖父都曾教给姑姑识字，究竟姑姑学到什么程度，我不得而知，到学校上学之后，姑姑学习刻苦认真，四年小学下来，她会读书看报，能算账写信。年，姑姑的同学许淑芝去了包头，当时正是一五计划时期，许多工厂招工，许淑芝写信让姑姑去包头找工作。当时21岁的姑姑坐着火车，千里迢迢去了那个“有鹿的地方”，即包头市，在一家探矿机械厂当会计。从此姑姑成为了吃国粮的城市人，祖母对姑姑无休无止的叮嘱，就是不能忘了弟弟，她得帮助弟弟。

姑姑确实不会忘了弟弟，她平时自己生活省吃节用，每次开了工资，都会寄一些钱给家里。她结婚以后，祖母也会去包头帮忙看孩子，祖母懂得世故人情，姑姑能否经常帮助自己的弟弟，姑父的态度至为关键。祖母对自己的姑爷体贴入微，每次做饭总是优先考虑姑父的口味，而且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照顾表姐表兄也是体贴入微。而姑父也不负众望，对待自己的岳母胜过亲生母亲，姑姑给家里寄钱，姑父从来不会不高兴，相反在父亲有困难的时候，姑父和姑姑一起精打细算，想方设法把粮食、衣物寄回老家。

为了能多寄回一些粮食，姑父总是在工厂发粮食的时候，和其他工友进行交换，把细粮换成粗粮，以便把多余的部分寄回老家。姑姑和姑父对家里的帮忙接济，不是三年五载，而是一生都没有间断。直到姑姑成为年过八旬的老人，直到父亲去了天堂。姑姑、姑父之所以如此，传统时代兄弟姐妹互助的观念固然起了很大作用，对祖母的感激之情，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记得我小时候，姑姑姑父经常回老家，带着大包小裹，衣服、糖果、点心各种物品应有尽有。每次祖母都会和姑姑商量，哪些亲戚要去看望，哪些人曾经帮过父亲的忙，需要姑姑拿着东西去感谢。聪明伶俐的姑姑心领神会，把各种关系照顾得面面俱到。

姑姑确实精于人情世故，可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晚年的姑姑喜欢和人聊天，每次聊天的内容，都是她的儿子如何的能赚钱，如何的孝顺；她的儿媳如何的懂事，如何经常给她买衣服，请她下饭店；她的女儿开的店如何生意火爆，做了好吃的如何给她端过来吃；她的孙女乖巧可爱，经常给她收拾房间，开了工资就给她买礼物；她的外孙女经常陪她聊天，发了工资就给她几百块，找的婆家条件非常好。……

总之，姑姑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经常说她如何感谢她所在的单位，她的退休金从年代的四五百块，涨到了现在的三千多，其实她一个月的生活费，两千块就够了。她身边的老邻居老伙伴对她如何关心照顾，她从来不会孤独寂寞。姑姑从来不会说任何人的坏话，她的身边一个坏人也没有。

思念故乡是姑姑一生的情愫，为此她经常看唐山电视台，对唐山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大事小情，老人家如数家珍。可惜包头离老家太远，她收不到滦县电视台。总之，凡是姑姑身边的人与事，都是美好的，她的生活除了幸福还是幸福。其实，她的一生都是尽全力帮助他人，包括父母兄弟，侄子侄女，街坊邻居，同学朋友。如今姑姑已88岁高龄，每次见了我，或是通电话，她都是循环往复的倾诉着她的幸福。

其实，姑姑的性格完全是祖母言传身教的结果。祖母是一个最会趋利避害的人，最懂得与人和谐相处，只要碰到钉子，她就会马上小心避开。母亲结婚后得了哮喘，身体一直不好，有的时候严重起来，只能卧病在床，难以下地干活。这时，祖母总是自己下地干活，从来不会抱怨母亲，似乎她有使不完的力气。干活回家之后，她还要做饭，喂猪，浇菜园，她从不抱怨。有的时候祖母不小心流露出对母亲的不满，认为母亲是懒惰，而不是生病，对此母亲会非常不满。当她意识到母亲可能发火的时候，祖母赶快悄悄溜走，到妯娌家去聊天。

村里非常重注家风（当地称为“门风”），整体吵吵闹闹、没大没小的人家，往往儿孙找对象困难，婆媳之间尤其需要礼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和睦、婆媳谦让是获得乡里认可的必要条件。在乡土社会，百年的邻居让一个家族的口碑世代相传，一件丢人的事情可能会传个十代八代的，甚至无休无止。我的老家属于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村庄密集，村上的媳妇大多数来自四外八庄，不会超过方圆20里的范围，所以家风对于一个家庭的兴衰至关重要。其实母亲是一个文弱的人，知书达礼，也不会和祖母吵架，假如吵架了，让姥姥姥爷知道了，也不会允许母亲对祖母“非礼”。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假如我回家说公婆的不是，也会遭到长辈的训斥，即使他们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实际情况，他们会一致训斥我，认为一家人要相互体谅，不能放肆不懂事。

但对于祖母，我似乎并不喜欢她。我之所以不喜欢她，可能是她长得太黑了，而且我也被她遗传了。小时候家里困难，粮食勉强糊口，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吃玉米面包的野菜包子是常有之事。加了盐的苦涩的野菜实在难以下咽，因此家里做了馒头，我总是想抢着吃，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也顾不上其他。

而祖母总是希望把最有营养的留给家里出力最多、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人，父亲是她的最爱，哥哥也是她的最爱，当然有优先权。当我吃第一个馒头的时候，她不会有异常反应；而我吃第二个的时候，她会用她的三角眼盯着我；而我如果吃第三个，她会一把夺下，还说：“一个丫头，这么能吃！”这时我心里怨气冲天，以为自己是女孩子，才会被歧视，但我也不会轻易发火，更不会又哭又闹，因为我需要的是美食，解决问题总会有比哭闹更有效的办法。那办法就是趁人不备，悄悄藏起来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祖母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她“重男轻女”的陈腐观念，她不喜欢我上学，认为女孩子是“泼出去”的水，上学太浪费金钱。小学由于在本村上学，不需要什么花费，但我一写作业，她就嫌我浪费灯油。从中学开始，我一直都在学校住宿，初中每两个星期回一次家，高中一月回一次，大学寒暑假回家。每次我回家，祖母一点欢迎的表示都没有，反而嫌母亲给我炖肉炒菜，因为我的回家意味着生活费的索取，这是家庭收入的巨大损失。我父亲是家中独子，我父母和我的祖父祖母，一辈子都没有分家单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摆脱祖母的“干扰”。

祖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而祖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政治经济学。她年轻的时候，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土匪，战争不断，特别是日本人从年到年占据了冀东，跑反，逃难、饥荒是家常便饭，贫困是一个人无法摆脱的严重问题。祖母经常说一句话：钱难赚，屎难吃。为了解决赚钱难的问题，祖母有自己的财富管理原则，那就是“外面有搂钱的耙子，家里有盛钱的匣子”。“耙子”搂钱有限，就需要匣子永不打开了。有限的资源就要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且不到生死关头，绝对不会轻易让钱离开匣子，就成了祖母的生存之道。

记得每年过春节，大年三十夜里做饺子的时候，一大盆白菜馅里，有星星点点的猪肉点缀，真的很少了，但祖母总是说，太多了，太多了！如今春节炒菜炖肉，看着难以下咽的大鱼大肉，我总是禁不住对我的爱人说：要是祖母活着，该有多好！让她老人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此，在当时家里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祖母反对我上学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当时考大学升学率太低，村里那些上了高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大多数还是要回到村里种地，在村民看来，高中三年的钱算是白花了。对于精打细算的祖母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但在上学与否的问题上，我的态度非常坚决，我的人生我做主，就连父母也无法阻挡我的选择，何况他人？从小我就明白，女性是被歧视的，但为了不被歧视，我早已把自己变成了“刺猬”，武装上所有的铠甲保护自己。谁压迫你，反抗！谁束缚你，解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不愿意过，我要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虽然对于那个大世界，年龄幼小的我并不了解。母亲对我的选择大为支持，她经常说，女人千万不要成了“锅台转”，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太没意思了。

上学后，我一心读书，基本上不做家务，而且做家务也不是我的擅长，记得每次做饺子，假如我被分配去擀皮，即使我累得手腕酸痛，也赶不上祖母包饺子的速度，假如祖母去擀皮，她的手非常快，即便我使劲浑身解数，也包不了几个饺子，而祖母擀的皮堆满了案板，甚至因为时间太久黏在一起了。也有的时候我和祖母、母亲一起包饺子，两个哥哥擀皮，祖母不一会就会包好多饺子，而她的饺子包得非常优雅漂亮，一排排放在簸箕里，一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气势，母亲包的饺子只有祖母的一半，而我包的饺子只有母亲的一半，而且奇丑无比，一幅自惭形秽的倒霉样子。下地干活就更惨了，祖母、母亲和我一起捡落在地里的花生，往往祖母的篮子一会儿就满了，而我的篮子连一半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读书就更没有出路了。

无奈之下，我只得逃入书本，在书海中构建我的世外桃源，我给姑姑写了一封信，表达我对书的喜爱，姑姑给我寄来了《高中作文指导》，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还有《水浒传》《三国演义》，从此我逃入宝、钗、黛的爱情故事，不能自拔，经常感受林黛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痛苦，还有“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的凄凉，看花流泪、对月伤怀成了少年时代的我的个性。有时我也会读《唐诗三百首》《宋词选》，雨恨云愁的江南，杏花春雨的美景，令人陶醉。祖母对我这样的好逸恶劳，怎么也看不顺眼，也是正常的事情。祖母不识字，那诗情画意的诗词之美，她难以体验。

我读高中的时候，姑姑姑父把自己家的黑白电视，千里迢迢从包头背回老家，成为我的最爱，我喜欢看电视剧，母亲喜欢京剧节目。但祖母从来不看电视，主要原因是怕费电，二来她也不感兴趣，屏幕上的字祖母一个也不认识，这时母亲有些得意，因为她是读书识字的，对于“睁眼瞎子”的祖母总算有些优越感，也是对那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饺子的怨气宣泄。

最让我难忘的痛，是高中时有一次我回家，母亲兴高采烈地给我包饺子，没想到在切菜的时候，祖母拿着满是泥的废弃菜叶，在菜板上剁了起来，说要去喂鸡。这下子母亲愤怒了，但是还没有争吵，祖母用她的三角眼瞪了我一眼，走开了。母亲愤怒得说了一句：“我就这么一个闺女，你没有必要看不顺眼，女孩子读书怎么了？男不封侯女作妃！”估计母亲是看杨贵妃的故事看多了，才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她的意思是我考上大学，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祖母见母亲和我的态度如此坚决，她也非常知趣，此后不再反对我读书。

其实祖母的态度可以理解，我父亲身体不好，挣不了钱，哥哥要自己奔波挣钱，盖房子，娶媳妇，一切都要自食其力。记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年，正在读初二的大哥辍学，因为父亲不会把犁犁地，也不会赶车拉庄稼，点种也不在行，年仅15岁的大哥不得不承担起这一切。二哥见大哥不上学了，他也不上了，既然两个儿子都不上学了，作为早晚嫁人的女孩子读书，确实不合时宜。但我的梦想在远方，我不会像哥哥那样“懂事”。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考上大学，大学期间所需要的费用，也确实是我的家庭根本承受不起的。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录取通知书的我，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兴，大学四年，我能餐风饮露吗？我把考上大学的事情，写信告诉了同在包头工作的两位姑姑，还有大叔。结果大姑寄来了元，老姑寄来了元，大叔寄来了元，开学的费用解决了。而且大叔表示，他看到我考上大学激动得流泪，他会每月给我一百元的生活费。

大叔和老姑是我祖父四弟的子女，四祖父30岁英年早逝，当时大叔只有6岁，而老姑只有十个月大小。四祖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发誓要把子女抚养成人，坚决不会改嫁。特殊的家庭状况让大叔早熟，不但性格枭捍，敢打敢拼，而且豪爽仗义。在包头工作期间，到草原骑马，用鸟枪打狍子是他的最爱；每到周末，左邻右舍找他帮忙，他抬腿就走，忙前忙后；单位发了福利如苹果橘子之类，他往往不会拿回家，而是分给家里困难的工友。大叔喜欢唱歌跳舞，更喜欢喝酒，据说一顿能喝白酒三斤六两。大叔非常清楚，假如他不仗义出手，他的侄女无学可上，因此每月给我寄一百元，直到我大学毕业为止。大叔从来不图回报，他经常嘱咐我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照顾自己的父亲。

大学毕业了，我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祖母一下子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每次我回家，她非常热情，招呼我吃这吃那，但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句话：你爸妈和你哥生活不易，你有了钱不要忘了他们！我一言不发，我深深懂得祖母的“经济学”原理，优势资源优化配置，家里穷，自然应该把钱花在最有价值的地方！女孩子自然不能浪费，而目前对于月月可以开支的我，自然也应该把钱交出来，改善家里人的处境，至于未来我的人生，则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其实祖母的话也是多余，对于父母的病痛，哥哥的辛苦，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我对祖母印象的改变，开始于母亲去世前后。母亲病重时，两个哥哥会每天过来照顾，但无法每天寸步不离。祖母与母亲住对门，已是90岁高龄，但她还是坚持为母亲做饭，把家里收拾干净，医生是村里的，乡里乡亲的，都是凭个人判断，需要治疗的时候医生会主动来家里为母亲打针，输液，祖母在一旁招呼。记得有一次回家，我发现祖母睡觉没有铺褥子，而是直接躺在炕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把褥子给了我母亲，母亲哮喘，咳嗽激烈的时候尿床，洗了干不了，换不过来。我说柜子里有新褥子啊，祖母说，新的，不舍得用。祖母很瘦，皮包骨，直接睡在土炕上，屁股、后背很多部位都挌破了，红色的肉翻着。

年正月，母亲走了，祖母很难过，母亲躺在棺材里，我不敢上前去看，而祖母掀开黄布，非常恋恋不舍看了又看，但她没有流泪。此后，每次回家，祖母成了我最亲的人，她总是心里算着我回来的日子，每次她都会提前把炉子烧旺，把炕烧热，她也不再说我应该把钱交给家里了。五月份，二哥拆掉老宅，要翻新一下房子，七月初我放暑假，地基已经打好，砖石木料、钢筋水泥运来了，准备动工。假如晚上无人看管，估计那些钢筋水泥大概会“悄悄溜走”，而看管工地的任务落在我头上（二哥上班，大哥做生意）。

白天包工队工人干活，我在一旁照应，看看工人们做工有什么需求，一些零碎的东西我要去买，下雨了我得把水泥袋子搬到可以避雨的地方，免得淋湿板结，或者与工人们闲聊，或者给他们倒开水喝，免得他们偷工减料。晚上，我睡在露天的白沙堆上，下面铺一个草袋子，上面裹一个薄被子，头上是星辰闪耀，四周凉风习习，白沙的余温很舒适，我感觉非常惬意。但祖母不放心我一个女孩子露宿，她说什么也不去大哥家里住，她要陪着我一起看守工地。但她不敢像我一样露宿，她睡在以前堆放杂物的草棚，里面又闷又热，还有就是蚊子太多，蚊帐无济于事，但祖母说她说没事。

白天在我照应工程时，祖母一个人剥花生，一麻袋花生粒剥满了（大概斤），四叔就帮忙拿到集市上去卖。日复一日，一麻袋接着一麻袋的花生粒剥好了，卖掉了。当时村里有花生剥壳机，加工费每斤一毛钱，花生粒会有破碎，而且出售时价格低于手剥的花生，花生皮也要留给人家。祖母觉得不划算，坚持自己剥。我闲下来没事，也会和祖母一起剥，但时间一长，感觉手疼，我就不剥了，就和祖母说她也不要剥了。祖母头也不抬继续剥，说她没事。一个夏天，祖母一直不停的剥，两三千斤花生都被她一个人剥完了，节约了二三百块钱的加工费，而且也多卖了五六百块钱，还赚下了堆如小山似的花生壳，冬天有了很好的烧柴。突然有一天，我发现祖母大拇指的指甲没有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剥花生剥掉了，也没有觉得疼。

年9月初，墙全部砌好了，9月10日放炮竹，上大梁，9月12日铺草帘上大泥，然后打上水泥面，房子就封顶了！9月14日我去首师大报道，开始研究生的生活。祖母从草棚搬进新房子居住，从7月到9月的两个月，她一直陪着我，住在草房里。当时我发现她满脸红斑，我想，可能是草棚环境不好，过敏了吧？开学在即，我也没有多想，去了北京。11月份我回老家，才知道祖母当时得了带状疱疹，老家称之为“蛇盘疮”。祖母腰部聚集的带状疱疹最多，她告诉家人让医生给她治疗时，疹子已成疮化脓，前后三个月才治愈。此后我经常回家看看，给她买一些吃的，或衣服日用。祖母非常知足，见人就说，这衣服是她孙女给她买的。

年冬天，祖母走了，那年她94岁。病中我每次去看她，她都热情招呼我坐在她身边，说她没什么事儿，病，过几天就好了！11月的一天，等我急匆匆从北京赶回老家，我们祖孙已经阴阳两隔！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天堂，没有病痛，也是一个人必然的归宿吧？那天，祖母被送到火化场去火化，火化回来之后，我作为家中唯一的孙女，接回了祖母的骨灰，用黄色绸子包裹的骨灰，这就是一个人最终留给这个世界的吗？由于博士开题在即，祖母下葬的第二天，我匆匆赶回北京。当时除了泪，我似乎一无所有。

为了顺利开题，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平复情绪，我去找身为某大学组织部副部长的师兄聊天。师兄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记得还给我背了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飘》中的一段名言，内容应该是和情绪控制有关吧？第二天，我一大早赶到北师大，准备博士开题。开题非常顺利，我镇定自若地介绍自己的选题，而祖母早已在缥缈的天国了。祖母没有名字，小脚，也不识字，她的忌日我也不记得，只知道是年11月的某一天，她下葬后的第二天，我博士论文开题。她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似乎也忘了她，偶尔会和儿子讲一讲她的故事。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从来不知苦、不知累的强悍女人，也是旧时代留给新时代的一个“过期”人物。

年1月17日，由于电脑死机、文件丢失，我彻夜未眠，直到凌晨7点，突然后背袭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我才躺下休息。那种疼痛，似乎心脏病发作一般。我下意识摸了一下脸，感觉左眉毛的眉端有疙瘩，一照镜子是两个红斑。1月23日我突然头痛，左眼皮也肿了。我想，大概是休息不好，神经性头痛在所难免，我吃了头孢消炎，吃了布洛芬止痛。

但头痛并未缓解。25日头痛急剧，似乎有些忍无可忍。26日，医院看医生，挂了眼科、神经内科的号。眼科看了看，说麦粒肿，开了眼药水。神经内科的医生一口否定，绝对不是麦粒肿，是带状疱疹，然后她开了一大堆化验单，而且告诉我，假如不积极治疗，转为病毒性脑炎，就麻烦了。我半信半疑，第二天我挂了皮肤科的号，医生一口咬定：带状疱疹。

我突然想起来当年的祖母，想起来她满脸的红斑，也是带状疱疹！和祖母的红斑相比，我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我已经疼得忍无可忍，祖母呢？当年的她，红斑已经成疮！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才好了，她的痛呢？她从来没说过！其实，作为亲人，我了解她多少呢？她的生命价值，就在于她的勤劳，她的坚强，她的忍耐！她给她的子孙树立了人生的榜样。祖母的十个手指的关节，全都粗大变形，都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损害。

在浩瀚的宇宙里，在茫茫的人海中，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犹如蝼蚁一般，在历史大数据当中，连一个冷冰冰的数字都算不上，更不可能让后人永远怀念、记忆。但在他们的亲人眼中却是全部，却永远光辉灿烂！一个家庭的长辈留下的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一直真实地存在着；但这种影响的存在，有的时候甚至连他的亲人都没有察觉到。祖母作为我的亲人，她从未远去！祖母的精神，在她的子孙儿女身上，一直都在流淌！

年2月1日书于乐正山房

年3月3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