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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苏惟楚偶尔治愈

我第一次意识到失去胎儿不仅仅是一个医学话题，还包裹着厚重的负罪和羞耻情绪，是在去年做产育系列的时候。

一位新手妈妈提到自己上一次妊娠失败，分娩出一个死胎。她说，「特别痛，但我在想，如果能更痛一点就好了，感觉是在『赎罪』」。

「赎罪」，我一度被这样的词眼扎痛。

直到今年，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两次妊娠失败的经历之后，后台涌入了近条留言，数百位妈妈的痛苦和挣扎在我面前摊开，如此庞大又清晰可见，有的正在发生，有的甚至延续了十余年。

她们中的一些人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找到地方存放这些叙说，因为这样的丧气话「不吉利」，没人愿意看到。

但事实上，失去胎儿这件事，并不罕见。

世界各地对妊娠丢失定义有所不同。在我国，怀孕28周前胎儿的丢失被称为流产，妊娠20周后胎儿的宫内死亡被称为死胎。

最新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发生2万次流产，即每分钟有44次流产；每年有大约多万婴儿死胎，每16秒就有一例。

失去胎儿的父母，经历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和哀伤，TA们自行消化一切，安静出院，收敛自己早前的期盼，躲在无人处哀悼孩子。

没有经历这一切的人们乐观认为，失去一个「胎儿」的伤痛相对一个「孩子」要小一些，或者，「再生一个就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替代另一个孩子」。

被诸如此类的误解和文化禁忌围困，失去胎儿的父母们——TA们的身份并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如同被忽视的哀伤一般，在社会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安顿。

失去胎儿的痛苦

存在于看不见的庞大群体

年12月17日清晨，在隔壁婴儿的哭声中，37岁的甄云把孩子生了下来——严格意义上讲，她分娩出了一个死胎，她怀孕不足22周。

身体里有一种力量在下坠，甄云清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跟她说，既然妈妈留不住你了，你也别折磨妈妈了。」

她始终没勇气打量这个孩子，「怕一辈子忘不掉」，「但我后悔了」。

医院急诊科的护士，甄云非常熟悉之后的流程——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会把孩子接走。

她看着他们离开，没忍住，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大哥，我是咱们急诊科的，你认识我。你刚接走的是我的孩子，请对她好一点。」

图源：站酷海洛

几个月后，甄云去单位报生育险，「产下女死胎，身长26cm」。

「这是我孩子的全部记录，也是我这辈子走不出来的痛」，这场对话发生在她失去孩子三个多月后。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甄云被「再生一个」的劝说包围，其中的轻描淡写让她愤怒；瘪下去的肚子一再被打量，她不得不解释，「孩子没了」；一天内接到十几个月子中心的推销电话，她从礼貌婉拒到崩溃大骂。

痛苦绵延且持续振荡，它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庞大的群体。

今天，在谈论失去胎儿这件事时，复医院副主任医师肖喜荣帮我厘清了一些概念。

在国内，怀孕28周前胎儿的丢失被称为流产。「有主动或者被动两种情况。如果是生活或者心理还没有做好预期，或者在筛查过程中发现孩子出现缺陷，选择放弃，都属于前者；被动的主要是妊娠早期的胎停、胎膜早破、流产或者死胎」。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统计的接受人工流产手术人次达1万。另有其他研究显示，自然流产在孕期女性中总的发病率约为10%～15%。

根据全球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数据，年，中国每次生产中，就有7.2次出现死胎。尽管得益于医学进步，这一比例以每年4.6%的速度下降，但仍然以每年12万起列居世界第四。

柳叶刀死产流行病学调查小组以及柳叶刀终结可预防死产研究组所做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

图源：Elsevier

在怀孕期间失去胎儿的女性会产生持续或者数月甚至数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即使后来一些人生下了健康的孩子。

一项对名流产后妇女进行研究发现，在流产9个月后，18%的女性符合创伤后应激标准（PTSD），17%出现中度或重度焦虑，6%符合中度或重度抑郁症标准。

是时候重视失去胎儿这件事了

两年多以前，山东的葛婷婷在怀孕28周的时候开了宫口，被要求卧床保胎。她怀的是单卵双胎，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理论上，她会拥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宝贝。

但不到半个月，她的羊膜破了，在孕30周。

后来，医生告诉她，因为出生太早，呼吸系统没有发育好，老大频繁出现呼吸心跳骤停。就这样，她失去了其中一个孩子。

出院之后，葛婷婷经历了很长一段抑郁期。她每晚都做同一类型的梦，孩子经常呼吸暂停，「在床上被被子压住了，或者掉到床下，没有被发现，憋死了。」

产假结束六个月后，她去上班，但始终提不起任何兴趣。

「我在应付工作，应付孩子，甚至养育老小，都是应付，一种任务。看孩子成长，我并没有太多快乐」。

在丈夫的建议下，她去见了心理咨询师。

她告诉咨询师，「我的生活停留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刻，我停留在那里不想走了」。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失去胎儿的心理冲击，他人如非亲身经历，很难理解。

尽管包括医生在内，所有人都在跟失去孩子的母亲们说，不是你的错，但她们仍然摆脱不了那种无力感。「我的孩子在我的身体里死去，我感觉我是有责任的」，一个妈妈这样说。

在这些叙说中，这些妈妈的身影多少是重叠的——她曾身负健康的生命，她见过这个生命的影像，可能听到过TA急促的心跳，子宫里孕育的生命让她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感，然而，当悲剧发生时，她完全失去了这种力量感。

这种伤痛与身体经验相关，这也是这些女性觉得孤独的原因。

甄云曾试图抵御这种孤独和痛苦。

她翻看小红书或者知乎，看到很多类似的经历。「我才知道，跟我一样的人有很多，大家都习惯去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平台发这些。」

也直到经历这一切之后，甄云才意识到，很多书籍教孕期的妈妈如何保健，生下孩子之后如何应对，但很少有书籍告诉准妈妈们，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一个原因可能是，怀孕的人看到这些经历，会觉得不吉利。我刷抖音，一些妈妈发布孩子离开的内容，被其他怀孕中的妈妈刷到后，就会留言『烦不烦』，然后祈祷『愿我的孩子平安降生』」。

「没有人愿意看到负面的东西」。但这种回避也导致一些准妈妈面临「坏消息」时，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曾多次就这个话题发出呼吁，要求人们正视且重视「失去胎儿的问题」。

失去胎儿后，给予患者支援的关键信息中包括：和失去胎儿的亲历者谈论这样的经历很难，但是同情和敏感能为人们带来谈论自己感受的空间和支持。

相比于说「这就是命」，尝试着说「太遗憾了，我能想象这件事对你来说有多难过。」；与其说「至少你知道你有怀孕的能力」，也许可以问她「你还好吗？」；比起「至少你已经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了」，为什么不试试「我真的觉得非常遗憾」？

图源：WHO，为什么我们需要谈论失去胎儿的问题

在年的倡议中，他们这样说，「尽管失去胎儿的经历可能千差万别，但在世界各地，耻辱、羞愧和内疚却成为了共同的主题。」

那些让她们坍塌的余震

跟失去胎儿的女性们交流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副场景：如果失去孩子是一场地震，她们是一座大楼，大楼内部的坍塌不是一次形成的，是一次主震和许多场余震造成的。

一些妈妈在产房生下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与此同时，她们身边还环绕着那些拥有健康婴儿的妈妈。

在分娩之后，甄云做了清宫，按照正常流程，她应该在72小时之后才能出院。但她「受不了」，因为病房里总能听到胎心监护和新生儿的啼哭。她一遍遍被提醒，自己失去了什么。

怀双胎早产的葛婷婷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医院不允许家属陪伴」。她熬着挺着过了十三四个小时。「熬走了一个生的，又经过了一个待产的」，而她自己，穿着病号服，没有穿裤子，盖着床单，身边医护人员来来去去。

唯一让她觉得温暖的是，一个保洁阿姨进来，握住她的手，安慰了几句。

更大的摧折在后面。直到生育20多天之后，葛婷婷才知道，两个孩子，她失去了其中一个。

她是影像科的一名医生，在本院生产。但连同家人和同事在内，所有人把「坏消息」瞒了20多天。

图源：站酷海洛

聊起那段欺瞒，她的情绪依然难以平复。尽管葛婷婷可以总结出许多条理由：因为生产之后，她无法下地；如果被告知这个消息，她身体可能变差。

但她的愤怒并非不可理解，这种「为她好」的欺瞒剥夺了一个母亲为孩子悲伤的权利。

心理咨询师咨询师曾问葛婷婷，「如果当时让你参与送孩子走的过程，你会更好吗？」

她非常肯定地回答，「是。我觉得，至少能为他做一点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遗憾和内疚」。

对甄云来说，产假结束之后，余震一直在持续。

作为急诊科护士的她和许多患者关系都很好。在她怀孕的时候，赶上人多，一些年纪大的病人看见就会提醒其他人：不要催，她都怀孕了，照顾一下。

但在产假结束复工之后，这种体贴和热情又让她觉得煎熬。

按照预产期，她原本在今年四月就会拥有一个孩子。一些熟悉的患者见到她瘪下去的肚子，会热情招呼，「生了孩子这么快就瘦了，谁给你带？」

诸如此类，让她毫无招架之力。直到又一次，她几乎哭了出来，同对面的人说，「这个孩子跟我没缘分，您再问的话，我真的会崩溃」。

她想摆脱那个环境，但又无能为力。父亲得了癌症，她需要一份收入，而不管是调岗还是跳槽，都没那么容易。

周围人的安慰也让甄云陷入某种崩溃。「他们会安慰你，还年轻，再生一个。每次听到这个我就有杀人的冲动，你觉得生一个孩子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甄云同我讲起重庆的表妹，对方在三个月的时候流产。那个时候，甄云还没有怀孕，她宽慰表妹，「这是大自然的一个淘汰机制，这个孩子走了，我们还会有的」。

「这种现在想想，说难听这就是讲风凉话，因为我那时候体会不到她的疼，她的痛苦」。

一些可以被挽救的坍塌

事实上，在这件事上，医生可以做得更多，以挽救那些岌岌可危的大楼。

肖喜荣医生提及医生可以做得更好的那部分——如何讲述坏消息。

「表现出同理心，给患者及家属传达清晰的信息」，他不认为这需要什么太高深的技巧，「而是一个医生基本的人文素养。如果觉得语言很乏力，就轻轻拍一下对方的肩膀。」

邢菲就是在来自医生的宽慰中获得了一些力量。

年9月，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移民去加拿大，居住在中南部的萨斯卡通。

次年1月，她怀孕23周，已经有很明显的胎动，但孩子被检查出爱德华综合征。医生告诉她，孩子如果正常出生，会有很严重的先天心脏病，以及严重的消化问题，甚至「一辈子都没办法吞咽进食」。

「我后来查了，甚至这个『一辈子』都很短，大部分生下来的爱德华宝宝都没活过一岁。」

也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时，医生大都会建议终止妊娠。

图源：站酷海洛

这么久过去，她始终还记得那个女医生，她眼眶是红的，按住邢菲的手，温暖、柔软。

她反复说，「这不是你的错。这跟你有没有累到，有没有心情不好，是不是压力过大都没关系，这只是一个不幸的『概率』」。

邢菲决定引产的时候，不想用无痛，因为想「一辈子记住失去孩子的感受」。

但医生告诉她，手术中会有儿科医生在，尽全力保障孩子不经受痛苦的离开。「我们会保护好你的子宫，让你还可以有下一个孩子。相信我，下一个孩子一定健康」。

对于「减轻疼痛」，肖喜荣所在的复医院也会很重视，「尤其对于大月份死胎或者引产的孕妇，都会尽量实施镇痛分娩或者其他药物镇痛」。

肖喜荣的理由是，「因为和生孩子的妈妈相比，她们的宫缩痛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失去孩子的妈妈来说，内心的痛苦又是不一样的。你没必要让她痛得死去活来，最后分娩出来一个死去的孩子」。

此外，对于经受死胎或者死产的孕妇，医院的原则是「能不侧切就不侧切」，「为了减少对妈妈的损伤」。

相比我们提到的诸多在婴儿啼哭声中经受死产或者引产的女性，邢菲待产的病房是与常规生产病房分开很远的一个单间，在那里，听不到一点婴儿的哭声。

提及这一点，肖喜荣告诉我，医院努力在这方面「做得更人性化」，比如会考虑把引产的妈妈和待产的妈妈放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听到孩子的哭声。

但医疗资源太紧张，「有时可能并不容易做到」。

「部分城市在这方面可能会做得好一些，会有意识表现出人文关怀。但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在中国，优质的医疗资源紧张，且发展不均衡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年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

「医院或诊所都能采取新的政策或提供更多服务，这是负担过重的卫生保健系统的现实情况。然而，鼓励人们对失去亲人的夫妇更加敏感，消除谈论失去胎儿的禁忌和耻辱，这并不需要花钱。」

「医护人员提供与社会文化相关、尊重他人和顾及尊严的以人权为基础的护理，是对合格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的要求，也是临床能力的体现。」

很少被谈起的父亲

当我们谈起「失去胎儿」这件事时，现存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母亲身上，因为她们是经历身体损伤以及心理和情感损失的那一部分。

没有经历身体损伤的父亲，作为同样也经历痛苦和悲伤的家庭成员，出于社会规范的影响，更多时候，他们被视作伴侣的「支持者」。

也因此，母亲的伤痛被更多